大门寺在我们村的南边，长乐江又在大门寺的南边，从我们村穿村而过的红旗渠，在村口分为左右两支，然后继续向南流，流经大门寺后汇入长乐江。大门寺里生活着我们的兄弟姐妹，他们不但喝我们村的水，还跟我们同根同源。相传在很久很久以前，大门寺那个地方还是一片荒山野岭，是我们村的一位祖先去到那里开山辟地，才慢慢有了今天的大门寺。可是，这样一个大门寺，长期以来却被一小撮坏分子占领着，我们在大门寺的兄弟姐妹饱受坏分子的欺压剥削，过着水深火热、暗无天日的生活。他们吃不饱、穿不暖，每天劳动到深夜，过年时却还要向坏分子借米吃，欠下更多的债。他们一年四季没有肉吃，腌在缸里的咸菜长满虫子。他们甚至舍不得把缸里的虫子直接挑出来扔掉，还要先放进嘴里，把虫子身上的卤汁吸干净，才舍得扔。他们一个个都面黄肌瘦，在北风呼啸、大雪纷飞的冬天，没有棉袄穿，只好用一根稻草绳把单衣扎紧了，冻得瑟瑟抖。大门寺的坏分子，还在大香樟树上架起两个高音喇叭，日夜叫嚣不停，对我们实行攻心战，要不就播放一些靡靡之音，妄图让我们丧失斗志。要是红旗渠的水能够倒流，大门寺的坏分子还会想出更坏的招，把传单漂到我们村里来，腐蚀我们的心灵；甚至在水里投下毒药，让我们吃了连肚肠根都烂光。更为可恨的是，大门寺的坏分子建起了一座水力加工厂，利用红旗渠的水碾米，碾出白花花的大米，把自己喂得肥头大耳。可是遇上发大水，大门寺的坏分子又筑起高高的水坝，让红旗渠的水没处去，溢出来淹没我们村的稻田，我们村的路，我们村的大会堂，等等。大门寺的坏分子，他们的罪行罄竹难书。

是可忍，孰不可忍。我们对大门寺的坏分子胸中充满了怒火，对生活在那里的兄弟姐妹心里充满了爱。我们决心攻下大门寺，消灭坏分子，解放那里的兄弟姐妹，把坏分子一个不剩地就地镇压了，让我们的兄弟姐妹从此过上幸福生活。我们要把大香樟树上的两个高音喇叭狠狠地摔下来，砸个稀巴烂，把我们鲜艳的红旗插上大香樟树的最高处，永远迎风飘扬。我们要捣毁坏分子建的水力加工厂，在原地修一个大大的水牢，把坏分子的大姨太二姨太小姨太统统关进去，让她们也在冰天雪地的冬天夜里，冻得合不拢嘴，牙齿直打架。我们还要把坏分子家里的长工丫鬟解救出来，丫鬟嫁给我们受苦受难的兄弟，长工娶了我们饱经蹂躏的姐妹。坏分子家里的宁式床、八仙桌、太师椅、红漆马桶、美孚灯、铜踏、香炉蜡烛台，也要全部搬到路上，整整齐齐排起来，让我们在大门寺的兄弟姐妹随拣随挑。

为了攻打大门寺，上级给我们派来了一个司令兼党代表。一个下巴光溜溜没胡子的生瓜蛋子，长了一张娃娃脸，浓眉大眼；看样子不过是个团长，最多不会超过旅长。但我们当他是我们的司令。如果谁见过青年作家张立民，就很容易想象这个司令长什么样了。他们长得很像，不过那是好多年以后的事。攻打大门寺那会儿，作家张立民作为一个人，还远远没有合成呢，还仅仅是子虚乌有的大海中的一滴呢。司令一来就给我们开会，封我们当官，有的当了军长，有的当了师长。不久就要攻打大门寺了，司令给我们下的头一道命令，却是赶紧给他找一个鸡蛋。要生的，不要熟的，司令补充道。

还是个头生蛋呢，司令拿到鸡蛋，满意地说。要不要拿去煮熟了？我们问司令。不，不能拿群众的一针一线，就是到直捣黄龙府，会师大门寺的那一天，我也不吃这个鸡蛋，我会把鸡蛋，连同上面的血丝，一并还给你们，司令坚决地回答。司令这么一说，我们立刻觉得，攻克大门寺不日可成，他还掉鸡蛋的时候，鸡蛋壳上的那一丝血还新鲜着呢，拿大拇指轻轻一抹，还能够将它抹开，把鸡蛋抹成个大花脸。鸡蛋也还是热的，好像刚刚从鸡屁眼里滚出来。我们争论过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，就是鸡蛋从鸡屁眼出来，是大头先出来还是小头先出来，直到今天，也没个结论。我们失去了搞清楚这个问题的最好的时机。我们年轻的司令将鸡蛋放在摊开的手掌上，给我们看上面的血。洁白的鸡蛋壳上，是沾了一丝鲜红的血，那是我们在大门寺受苦受难的兄弟姐妹的血。本来我们仔细看看那一丝血就能搞清楚，它是从大头划向小头，还是从小头划向大头，类似后来我们所知道的交警同志判定交通事故，从车身刮伤的走向，推断车辆运动的方向。我们很清楚，鸡蛋是竖着从鸡屁眼里出来的，绝不会横着出来，因为上面的血丝是纵向划过蛋壳的，不是横向的。幸亏它是个头生蛋，沾了血丝。但我们没时间推断大小头的问题，因为，马上就要攻打大门寺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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